海报｜“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网络书画作品展④

这一切都使礼成为国家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法律精神。

而从他这种对既定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越区分边界，无论是跨越功能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还是跨越整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边界，都不是没有代价的。法律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事先确定所规定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

这不仅仅因为中国特殊性并非卢曼关心的问题，还因为卢曼的理论研究的确相当抽象，——这是卢曼经常被读者抱怨、被论战对手指责的一点。这意味着，法律系统有着自己观察事实、理解信息意涵的独特方式，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功能系统的方式。问题是，这种能力的增加并不必然伴随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相应制约。无论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或不合法的情况在实际上出现还是不出现，都不会动摇法律所提供的规范性预期。并且因为扰乱了一个有独立运作机制的系统，而将会产生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而应付这些层出不穷的意外后果会使法律系统内部复杂性急剧增加，显现不堪重负的种种症状。

这种程式允许外来的信息作为认知因素进入，但又不会破坏法律系统由合法/不合法符码决定的统一性（identity）(P45)，从而可以将法律系统的闭合性与开放性结合起来。[13]规范性预期，是一种对应当如何的预期，是那种即使后来事实令人失望也能够被坚持的预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今天，我们践行以人为本、注重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必然会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第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离不开思想道德教育。春秋后期，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试图对礼进行局部改良。由于成文法的笼统、宽泛、不具体，使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造成司法不一。

成文法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它具有文字形式，而是既规定何种行为系违法犯罪，规定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活动是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的环境中进行和发展的，它所形成的法律文化成果及其法律话语，与近代舶来的西法成果之间呈现出隔膜或形似，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西周建国伊始，便缔造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以分封制和世卿世禄为基本设计，以父系制家族为基本社会细胞，以宗法血缘链条为纽带的宗法贵族政体。进入 武树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法治 礼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在官府受理的诉讼中，往往也要通过民间组织实现和解。其次，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土地的平民，他们渴望用法律来确保他们在土地货财上的权利，以定分止争。

诸侯和各级统治者为了扩充实力，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不得不千方百计获得平民的支持。按照比较法学者的一般意见，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可以分成五种，即世界五大法系：中华法系（中国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阿拉伯法系）、大陆法系（罗马法系、民法法系）、英美法系（普通法系）。中华法系是多元的，正如同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是多元的一样。西周春秋时代那种政权与社会合一的亲贵一体的一元化的礼，演变成政权与社会相分离的二元化的礼。

但是，礼崩乐坏，礼治式微，政权下移，宗法贵族政体被新的政体所取代。[1]中华法系经历了漫长的实践探索过程，至唐代始得确立。

因此，要提升司法权威，必须引进判例机制，重新塑造中国古已有之的混合法。西周春秋的法律样式是判例法。

[5]成文法与判例首尾相接、循环往复、未有穷期。第四，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也需要来自民间的自治自律。在古代社会，宗法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几乎没有人能够置身于家族之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这一切都在实现荀子的预言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只有那些既克服了自身僵硬性又克服了过于灵活性的法律才是伟大的法律。

因此，牢牢树立科学、民主、人权的法治观，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增加了人们发生纠纷的几率。

而法家的法治则始终为捍卫集权政体和驾驭官僚机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法律总体精神方面，中华法系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应。

在阅读外国先进经验时，我们切不要数典忘祖。因此，官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为官之法。

[2]中国古代的判例法，是指在没有成文法或者成文法不宜适用的情况下，创制适用判例的一种方法。[4]《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体公民都需要科学、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教育。从而使当时的法律从内容到程序都浸透着礼的差异性精神。

个别朝代甚至明文规定，田里户婚等小案件不得直接去官府诉讼，而由当地有威望的人组成临时评判组织来处理，以最低成本维系社会稳定。又如官箴，其作者大都是既有实权又有声望的高阶层官僚，其中总结了丰富而实用的施政司法经验。

其实，这种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早在中国西汉时就已初步形成。[4]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样式是混合法。

秦朝的法律样式是成文法（或称制定法）。作为古老风俗习惯的总和的礼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8]他认为，道德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比，具有更高的价值。法律宏观样式是指导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工作方式，它是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和技术的总结，并反过来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工作程序。当时法律文献编纂方式是五刑之属三千，即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后面分别罗列曾经判处该刑的先例、故事，以供法官援引，即上下比罪。比较法学者认为，前三种法系已经死亡，属于历史范畴。

十种重罪当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四条罪名，旨在维护封建王朝的政治秩序。此间的成文法，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新时代的产物。

这种被称作礼的精神成为确认权利义务以及行为是非功过，衡量违法犯罪和制定司法程序的最高准则。法律不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更不是用来达到私人目的的手段。

比较法学者常常以法律的某一特征为标准，进而把源于或同于该特征的诸国法律归于一类。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代，国家与家族的整体利益曾经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而个人权利、平等、自由则长期被忽视。